回顧過去，中國的未成年犯管教所在羈押條件、矯正處遇等方面的特色越來越明顯，展望未來，未管所的“三化”，即法制化、科學化和社會化建設將更加深入。那么對于相關情況你了解多少呢？接下來和深圳刑事犯罪律師一起看看吧。

　　如果說法治化確立了未成年犯在矯正中的主體地位，社會化明確了未管所與社會在行刑矯正中的關系，那么科學化指明了行刑矯正必須遵循其自身的規律。

　　針對當前我國未成年犯矯正仍以經驗為主導的實情，有必要在循證理念指導下，創新矯正介入措施，推動循證矯正，深化矯正科學化。

　　首先，細化矯正目標。中國《監獄法》確立了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矯正工作目標，但要將這一法律目標轉換成可供實踐遵循的操作目標，需要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面臨的問題，找準并創造條件滿足他們的矯正需求。

　　其次，評估矯正效益。監獄矯正資源是有限的而優質資源更是短缺，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優的效果是科學矯正必須考慮的。中國雖然特別強調個別教育，但整個矯正模式仍是粗放式的，主要仍由監獄警察根據經驗進行矯正。

　　近年來，監獄實踐部門圍繞改造質量評估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兼顧獄內安全、秩序要求和罪犯融合社會的評估內容，但這種評估關注的是結果而不是達到這一結果的過程，因此常常“新瓶裝陳醋”換湯不換藥，對矯正活動本身的規范意義不大。而循證矯正的引入，不僅要建立矯正目標與操作性目標之間的聯系，而且建立實現良好矯正效果的規范流程，如何確定誰是最需要矯正的？如何確定矯正對象的需求？如何選擇最好的矯正措施或方案，如此等等。

　　第三，整合矯正力量。罪犯矯正涉及矯正者、矯正對象、研究者和資源管理者等多方面的關系，如果經驗性的矯正只注意發揮矯正者自身的作用，那么循證矯正注重協調多方關系，發揮各方在矯正中的積極性。

　　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的監獄警察與未成年犯的關系，雖然已經由過去的“命令——服從”關系，開始轉向平等的“權利——義務”關系，但是在矯正過程中未成年犯仍主要是一個被動接受矯正的對象，他們既不能參加討論制定矯正自己的方案，也無法充分發揮自我矯正的主觀能動性，而循證矯正的實施，將改變未成年犯的被動角色，并實現由要他們矯正向自己要求接受矯正的轉變。

　　未成年犯矯正研究在中國方興未艾，研究成果雖然在認識罪犯和矯正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對矯正實踐的實際指導仍然極其有限。而要實現研究與實踐的結合，需要解決研究方法的轉變，即由規范研究向實證研究。

　　而大力開展實證研究則需要矯正管理機構更加開放，并給予研究以更多的支持，隨著中國循證的推進，這一變化也稍稍發生了。矯正資源是有限的，而要發揮資源的利用率就需要實行有效管理，確立矯正資源向最需要即風險高的罪犯投放的原則，形成確定罪犯風險高低的評估工具，有計劃地培訓監獄警察等。

　　最后，優化矯正措施。教育（包括思想、文化和技術），組織罪犯勞動和管理被稱為中國改造罪犯的“三大”傳統手段，而新世紀迅速發展起來的心理矯治則被看作是“第四大”手段。不可否認，這些手段在改造末代皇帝、各類戰犯和刑事犯，創造“中國奇跡”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但在科學矯正不斷深入的今天，究竟哪些措施？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更多還是一種經驗性的感知，缺乏實證的數據。

　　為此，在推進循證矯正過程中，不僅需要適應罪犯矯正需求不斷創新矯正措施，而且需要對傳統的矯正措施加以鑒別，通過“去偽存真”的循證研究和實踐，找出并發展出真正具有矯正效果的措施。

　　這個問題的講解暫時到這里，總的來說依法免予刑事處罰、判處非監禁刑罰、判處刑罰宣告緩刑、假釋或者刑罰執行完畢的未成年人，在復學、升學、就業等方面與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我們正在建設法治社會，法律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識大有裨益，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要比處罰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更有價值，更為重要。如果您還有更多疑問，歡迎聯系我們的深圳刑事犯罪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