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傷了腳，餓的受不了偷吃外賣盒飯，應該認定為盜竊罪嗎？

　　前不久，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區檢察院受理了這樣一起案件。折中了天理國法，法院做出了“終結”刑事追訴的判決。經檢舉部門積極溝通，公安機關也撤消了此次刑事案件，只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一九七五年出生的張春(化名)，早年與妻子離婚，子女也交給了前妻。十多年來，他一直獨自生活，只有偶爾的弟弟來照顧。2019年9月，張春看到衡水市桃城區一處建筑工地招工的消息，從老家安徽樅陽來到衡水打工。就在幾天前，由于連日下著雨，工地停工了。施工沒多久，張春在運送建筑材料的時候扭傷了腳。沒有活兒干，自然沒有收入來源，加上本身沒有積蓄，回家的路費也成了問題。

　　借債不還，建筑工地也不養“閑人”，無奈之下，張春選擇露宿火車站廣場，等腳傷好，再回工地打工掙錢。「原以為車站廣場上會有些剩菜，沒想到除了剩下半瓶的礦泉水、飲料之外，也沒什么可吃的了。三、三天以后，張春已經餓得無法忍受了。走進廣場，他注意到火車站廣場那邊有不少飯店，到了晚餐時間，外賣員就會過來取餐，而當外賣員等候時，電瓶車上的送餐箱往往無人看管。第一次偷飯的時候，我非常害怕，把它藏在一個角落里，一兩分鐘后，張春回憶說。

　　偷盒飯好幾次，張春都被抓到了。到達現場后，張春迅速交代所有犯罪事實：2021年10月5日中午，偷竊餐盒內的大米，雞公鍋一鍋，十五日夜里，偷走一條米線；十月六日中午，偷竊大米、炒菜；偷走京醬肉絲一份；十月八日中午偷走一份大米線；十月九日午間偷竊二份；在偷米時，水煮肉塊。

　　民警經過走訪外賣人員，提取了監控錄像的內容，經核實，證據確實充分，張春在公共場合多次偷竊，涉嫌犯罪。不久，公安機關就向桃城區檢察院提起公訴。檢察員姚卷濤在深入調查案件事實后發現，張春沒有前科，只是因為極度饑餓，偷吃東西的時候被偷了。在案件調查過程中，張春還如實供述，自愿認罪。

　　對證據進行全面審查后，姚卷濤更堅定地認為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盡管張春的行為在客觀上達到了定罪量刑的起點，但從社會危害性和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追究張春的刑事責任并非“良法善治”。對此，姚卷濤認為對張春涉嫌盜竊的案件應當不予批準逮捕。在聯席會議討論后，案件將提交給檢委會。會議上，大家達成了共識。最后，桃城區檢察院并未支持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之后，公安機關作出決定，撤銷此案，張春予以釋放。

　　案件撤銷了，但是張春的實際困難沒有解決。桃城區檢察院考慮到，如果不救助他，人生的無助很有可能促使他再次違法犯罪。經過審查，該院為張春發放了1000元司法救助資金。在民警的幫助下，張春也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對受損的外賣員，我們也進行了回訪，每個人都同意我們的處理決定。"姚卷濤表示，自己這次辦案最大的感受是，檢察辦案絕不能只守住形式“不違法”的底線，要真正做到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做到天法不依，做到有法必依。
 

　　擴展閱讀：少捕慎訴慎押，釋放強信號。

　　十月十五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貫徹少捕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重慶召開，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出席會議并講話。國家安全部、最高法律、公安部、有關部門負責人、四川大學教授龍宗智、西南政法大學訴訟與司法改革中心主任孫長永等12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重慶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賀恒揚、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唐力出席并致辭，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上海的刑事律師主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長期穩定，社會治安狀況顯著改善，刑事犯罪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案多了，治安好了，后面就是「一升一降」，」陳國慶介紹。根據統計數據，20年來，我國重罪案件所占比重由1999年的19.6%下降到2019年的2.7%,2009年以來八類嚴重暴力犯罪呈“連番下降”態勢。相比之下，判處三年監禁以下的人所占比例由1999年的54.6%上升到78.7%，尤其是在最高刑期僅有監禁的醉駕案件中，占到近20%。

　　這類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社會危害性較低，主觀臆斷，以往的“構罪即捕”、“有罪必訴”的“一押到底”的傳統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和社會需要。由于指紋、DNA、錄像等刑事偵查技術手段的廣泛使用，口供證據地位逐漸下降，如今對犯罪嫌疑人不羈押也不影響案件的處理，使刑事司法對逮捕、拘留、追訴的依賴性大大降低。"陳國慶說，"借助信息化手段，如‘電子手銬’追蹤定位，現在非羈押條件下保證訴訟進行也不再是難事。"

　　這一做法更加文明，刑罰適用更加審慎，人民對新時代司法辦案的期待也更加強烈。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司法的進步，基層治理的不斷加強，這也為少捕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實提供了支撐土壤。從山東、江蘇、河南等地的司法實踐中，可以看出，降低拘留率、拘留率是一種趨勢。

　　這一年需要研究推動的重大改革舉措。

　　四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將《堅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進非羈押強制措施適用》列入2021年工作要點，作為本年度需要研究推進的重大改革舉措。應當說，“少捕、慎訴、慎押”是檢察機關長期以來，尤其是近年來所倡導的司法理念和工作方向，對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羈押必要性審查等工作進行指導，取得了一定成效。

　　陳國慶指出，黨中央將“少捕慎押”作為我國刑事司法政策的正式確立，寫進了工作要點，并且制定了推進非羈押強制措施適用的專項部署，并且確立了兩高三部協同合作、共同推進的辦法，正是這樣一項立足現在、著眼長遠的重大決策，是從政治、全局、戰略的綜合考慮，是改變長期的羈押，訴訟的司法慣性作為推動刑事司法進步的重要舉措，必將對我國刑事司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研討會上，上海的刑事律師就兩高三部共同起草的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關文件作簡要說明。“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要求，在強制措施適用上應當回歸保障刑事訴訟的功能定位，捕與不捕、押與不押應當堅持法定條件，并以保障訴訟的必要性為標準；同時要以政策為指導依法行使檢察裁量權，充分考量起訴必要性落實‘慎訴’要求。”上海的刑事律師表示。

　　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其重要意義、理論難點、具體適用、前沿探索等方面展開深入研討，并提出一系列針對性意見建議——鮮明體現保護民營經濟和科技創新的政策傾向、規范非羈押強制措施的適用標準、探索運用逮捕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工具、發揮辯護制度在少捕慎訴慎押中的作用……

　　學者：不能認為“逮捕就是從嚴，取保就是從寬”

　　龍宗智表示，為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制定一個各刑事司法機關共同推進非羈押強制措施適用的規范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十分及時。當前在刑事訴訟中大力推進非羈押強制措施適用，對于落實司法人權保障，實現我國刑事訴訟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落實的關鍵，在于執法意識和社會意識的轉變。包括破除“有罪推定”意識、“構罪即捕”意識、“羈押懲罰”意識和“以捕代偵”意識。

　　孫長永認為，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并沒有案件范圍的限制，不宜因為案件涉嫌的犯罪輕重而在“少”和“慎”的問題上實行區別對待。刑事強制措施的適用應當充分體現“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有罪”原則、法定原則和比例原則，但不宜提“寬嚴相濟”原則，因為對一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逮捕還是取保，根本依據取決于其逃避和妨礙刑事訴訟的社會危險性大小，這種危險性大、采取取保候審等措施不足防止就逮捕，否則就取保或者具保釋放。在強制措施的適用方面不存在寬嚴相濟的問題，不能認為“逮捕就是從嚴、取保就是從寬”。

　　執法司法辦案要創新治理借勢求變

　　貫徹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執法司法辦案要創新治理、借勢求變，是研討會的諸多共識之一。比如，如何在犯罪嫌疑人非羈押狀態下辦案？非羈押強制措施執行過程中，如何實現有效監控？還應該看到，在公眾法治意識層面，認為不羈押就沒事了、無罪了的偏差觀念仍然存在，全社會理念的轉變尚需時日。“全新模式下，這對檢察機關做優刑事檢察、參與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唐力表示，西南政法大學將依托刑事檢察研究中心深化檢校合作，聚焦少捕慎訴慎押司法刑事政策推出更多學術成果。

　　上海的刑事律師認為，捕、訴、押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有賴于偵訴審一體統籌、配合制約，因此貫徹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要堅持系統思維。“司法實踐中，不起訴條件把握不準的問題較為普遍，建議進一步細化其適用條件和程序規定。”賀恒揚建議，應當注重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銜接，體現實體與程序之間的協調平衡。

　　“最大限度吸納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意見建議，集思廣益形成最優方案。”陳國慶表示，希望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努力、同向推進，進一步更新理念、廓清理論、深化協作、破解難題，共同貫徹落實好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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