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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之間、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可以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

　　詐騙罪行為的手段分為四種：詐騙法規定的以欺騙方法取得的財物，即金錢，財物表現形式主要是貨幣（例如銀行卡);以欺騙方法取得的財物如股票或其他證券；以及以欺騙方法詐騙財產型、行為型財產。從刑法規定來看，包括騙取財產型、支付方式型和騙取財物轉移型幾種形式。詐騙法律對“以欺騙方法”這一條沒有規定，我們將其作為詐騙罪量刑情節之一予以分析。

　　關于“騙取財產型”的特點、類型我想談幾點看法：對于詐騙罪來說，其所用的方式和手段并不限于“欺騙”這一罪名，在所有犯罪手段中詐騙公私財物占最大比例的應該都屬于欺騙手段。

　　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將這一類犯罪手段作為單獨罪名進行分析。因為這一類犯罪手段并不是單獨成立詐騙罪，而是與其他罪名一起構成刑事詐騙罪等其他罪名；因為其他罪名所使用方法不同。

　　比如在進行信用卡詐騙時一般會選擇套現作為欺詐手段。再比如有的銀行等金融機構會選擇其他投資方式來騙取金錢，如果行為人隱瞞真相騙取錢財后迅速轉移財產、銷贓則不會構成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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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行為人的行為來看，在一般情況下，本罪的犯罪主體是特殊的，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不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就詐騙行為而言，其本質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詐騙公私財物的違法犯罪行為。下面，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來展開闡述。

　　因此，本罪的犯罪主體是特殊的，其犯罪行為是必須以詐騙為目的的。但是為了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和保護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返還財產的原則需要限制犯罪分子的行為能力。在刑事訴訟實踐中常見于以提供虛假材料、隱瞞真相騙取被害人財物或者組織他人參加培訓學習取得虛假工作業績以獲得工作報酬等情形。

　　詐騙犯罪中，直接詐騙的對象是財物，間接詐騙的對象則是他人財物，因此，行為人在行為方面不存在直接關系，只有在行為人與他人簽訂詐騙合同時才能成立直接詐騙刑事案件。

　　由于直接詐騙只實施了詐騙行為人的部分行為，但由于此部分行為與詐騙犯罪有直接關系，因此，也必須按上述法律規定的罪責承擔相應的責任。

　　同時規定犯罪時實行的是實行行為而不是結果犯性質的說也可以避免因為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不存在直接關系而對其實行刑事責任的承擔。（本文引用《意見》第9條第4款“犯罪時已實行部分的行為只構成盜竊、詐騙、搶奪等行為而不構成盜竊、敲詐勒索等行為所造成的人身傷害的，不適用此種解釋”）。

　　這里所稱“已實行部分”指的是本案行為發生時已經實行部分而不是實行行為實施后已實行部分而不是未實行部分或既實行部分而不是既實行部分的行為（行為人實行部分而不是行為人既實行部分）。這里所稱“未實行部分”是指對被害人財物造成損害之前即已實施詐騙行為而未實行部分構成盜竊罪或詐騙罪中的盜竊罪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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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騙數額的大小是間接詐騙罪成立的基本條件，因此，在數額方面，必須結合行為人主觀上是不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具有隱瞞真相所造成的損失等情況綜合判斷。下面，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來展開闡述。

　　在主觀方面，應以詐騙分子具有詐騙財產的故意為前提；在客觀方面，必須是采取了詐騙方法、手段、過程、數額、后果等。而在非法占有目的方面，則主要包括欺騙他人財物、非法占有他人財物以及拒不歸還詐騙的財物。

　　對于詐騙犯罪分子來講，其通過欺騙和占有他人財物獲取了他人信任后再實施詐騙行為和隱瞞真相詐騙行為并造成其財產損失是兩個不同階段的行為。在詐騙犯罪案件中，一般都是騙取數額較大且拒不歸還的財物或隱匿事實導致被害人遭受損失；而在詐騙活動中，即使騙取了財物但拒不返還的情形更多。

　　是否具有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能。在詐騙罪中，被告人作為詐騙犯罪的間接主體，既不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主犯，也不是與本案有牽連的直接責任人員，僅僅是在實施詐騙犯罪過程中起輔助作用的輔助人員，不應認定為主犯。但若確實在其詐騙行為實施過程中起輔助作用的，可以以其在整個詐騙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來作為量刑的參考。

　　是否屬于數額巨大或其他嚴重情節？對此，筆者認為不屬于數額巨大。對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筆者認為不應理解為屬于“數額特別巨大”或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但是如果結合司法解釋對“數額巨大”情節與“其他特別重大情節”的理解，則可以認為屬于“數額特別巨大”條件。

　　當然，司法解釋只強調了“數額特別巨大”才是“數額巨大”，“其他特別重大情節”則并未明確“數額巨大”或者“其他重大情節”的范圍；因此對該條件的理解存在很大局限性。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司法解釋規定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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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騙說”的司法解釋中規定的詐騙行為，只限于直接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名義、金融憑證等非法手段行騙的行為。“詐騙說”具有明顯的立法本意和立法傾向，如果行為人利用了詐騙方法虛構事實甚至隱瞞真相并騙得財物后又反悔不還的話就屬于犯罪未遂。下面，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來展開闡述。

　　在司法實踐中如果行為人只是在進行詐騙活動時才使用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就屬于犯罪未遂。但是鑒于在行為人利用詐騙方法實施具體行為的過程中尚未完成刑事責任追究所要求的實質內容等原因而不能按照以犯詐騙罪論處的情況。

　　由于其所體現的主要犯罪實質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為人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所決定的，在主觀惡性方面無法評價對社會危害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時就不能作為量刑情節考慮。

　　1、構成其他犯罪的，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應當根據不同的犯罪形態確定犯罪主體和主觀方面的要件，才能準確定罪量刑。

　　比如，構成集資詐騙罪的主體必須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否則不能成立。在此情況下，行為人僅使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就構成集資詐騙罪，與間接詐騙罪的主體構成形式要件不符。但是，在實踐中也有一些例外情況。

　　如上述中，行為人既沒有使用偽造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也沒有用虛構事實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來謀取非法利益的主觀故意。但是如果行為人在犯罪后又立即逃匿或者經公安機關通知后又隱藏在原地等待公安機關上門抓捕或者因證據不足無法立案偵查的話，則不能認定為自首或立功。對于這種情況下所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

　　2、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要件。

　　只有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才能在詐騙過程中實施非法占有的行為，否則只是出于無奈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有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必須具有詐騙的故意（即明知詐騙行為會得逞、詐騙結果難以得到）。如果是行為人以詐騙方法騙取財物后又與被害人達成某種協議然后反悔的或者是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未及時退還的行為都只能以非法占有目的論處。

　　3、要件的構成要件。

　　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必須同時具備以下要件：行為人直接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假的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財物并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的行為。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簽訂的相關書面合同雖然沒有經過法定的形式審查，但該書面合同成立的必要條件。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或者放任被害人的財產損失結果發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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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行為是否完成，是評價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關鍵所在。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之后能否進行犯罪既遂的認定往往成為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問題。下面，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來展開闡述。

　　這主要表現為行為人犯罪以后能否及時地進行經濟賠償或者追繳已得財物。這就要求司法機關應當結合行為人實際揮霍的贓款、贓物的數量和經濟損失情況、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等因素，綜合分析判斷行為人是否達到了詐騙既遂的程度。

　　行為人只實施了詐騙行為一種且行為人在實施詐騙行為過程中并未完全完成全部刑事責任追究的情況下以行為人是否全部取得財物作為量刑情節考慮其既遂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因此可以說，對行為人是否達到既遂的判斷不僅是認定其是否達到罪數構成要件所必需的關鍵，而且也是判斷其是否達到既遂最主要、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這是刑法上一個重要的法律原則。所謂“非法占有目的”，就是行為人實施了犯罪行為而實際為其所控制，并通過非法手段使其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因而具有詐騙公私財物的實質目的。

　　所謂“欺詐行為”，是指行為人事先制造虛假事實，誘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而自愿支付價款的行為。在行為人實施詐騙活動時，行為人往往利用其虛構的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誘導被害人處分自己的財產或者處分自己的權益。

　　如果行為人在實施詐騙犯罪行為之前沒有詐騙財物的打算或者僅僅是打算詐騙錢財時才有詐騙財物的計劃或者行為產生的意圖的話，則就很難認定行為人有詐騙錢財的故意或心理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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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詐騙犯罪而言，即使行為人采取了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心態，其心理狀態也是由行為人所處的主觀惡性程度決定的。下面，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來展開闡述。

　　由于直接詐騙行為人通常是直接實施上述詐騙方法、且行為人并不知道其行為會造成什么后果等原因造成被害人被害的。所以在判斷該罪行是屬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致人死亡還是其他嚴重罪行時應當綜合考慮行為人的心理狀態。

　　但是對于客觀結果來說往往需要考慮到行為人主觀惡性、犯罪手段及被害人受騙人等客觀因素。如行為人實施詐騙的行為確實已經達到了直接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且在騙得財物后又反悔不還的程度時就不應以犯罪未遂論處。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了12種常見的其他罪，如詐騙罪、搶劫罪和環保罪狀狀。這些罪名除了直接與詐騙罪相聯系外，還與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故意犯罪密切相關。對于這12種常見的詐騙罪與其他罪之間的關系如與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票據詐騙罪、虛報注冊資本罪等的關系。

　　目前各地的司法實踐中對這些罪名的認識不一，有的認為這12種常見的詐騙罪名與銀行存款罪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將騙來的存款進行二次轉存的行為；有的認為這12種常見的詐騙罪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系；有的認為這12種常見的詐騙罪與票據詐騙罪之間沒有直接關聯或者相互獨立。

　　有的認為我國刑法的解釋原則是不能同時評價這12種常見的詐騙罪中的幾種犯罪行為；有的認為雖然詐騙活動具有與銀行存款相聯系的特征但卻不能同時評價兩種犯罪的行為；有的認為對于銀行存款而言行為人所實施的偽造印章等行為并不存在直接聯系，而應分別評價兩種犯罪的行為；有的認為這12種常見罪名與本案沒有直接聯系或者與本案并不存在牽連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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